对于朝廷的科举取士和学校来说，教官也是很重要的团体，朱载坖认为，这些教官是朝廷教育生员的重要途径，朝廷通过各级的官学和这些教官们来负责对于这些生员们的教化，他们的作用是极大的，但是现在教官逐渐冗滥，由于官学的破败，这些所谓的教官也是因循苟且，得过且过罢了。
朱载坖下旨任命蔡国熙为礼部左侍郎署总理学政衙门事，开始整顿大明的各级学校和生员，对于朱载坖任命蔡国熙担当这个职务，很多人是有看法的，原因很简单，蔡国熙并非翰林院出身，而礼部作为大明的清贵之所，礼部的尚书和侍郎一般都要求是翰林出身的人选，但是朱载坖显然不是这么看的，他现在需要一个作风强硬，能够帮朱载坖大力整顿学校的官员，非蔡国熙莫属了，朱载坖原本是打算启用沈炼的，但是沈炼已经病重，所以朱载坖才任命了蔡国熙总理学政。
蔡国熙一上任，就向朱载坖建议严格考核这些教官，蔡国熙在奏疏中说道：“先须察其德行、考其文学，果所行所学皆善，须礼待之。若一次考验学问疏浅及怠于训诲，姑且诫励，使向进改过，若再无进不改，量施决罚，三考仍无进不改，送吏部罢黜。若贪淫不肖显有实迹者，不必考其文学，即具奏拿问。”
蔡国熙的建议得到了朱载坖的支持，朱载坖授权蔡国熙先会同吏部对于大明的各布政使司的学政予以考核，先将各地学政以及学政衙门搭建起来，才好对于大明的整个科举取士的制度进行整顿。
对于提学以及提学衙门的副使、佥事等官员的选任，朝廷上下也进行了讨论，由于学政衙门是专门管理学校、科举的衙门，和一般的衙门是有所不同的，重臣们认为，提学官员的资格也是很重要的，必须要学问精深，能够服众的官员前往提督学政，之前朝廷主要是以翰林、科道官员为主还有就是地方官员中公认的学问精深的官员充任。
现在学政的权力更重，成为了名副其实的大宗师，提学衙门负责一省的学政、学校、教官、生员、科试、岁考等事务，权力极重，尤其是有关生员的考选问题，这是非常之重要的，也是极重的权力，不仅清贵，而且权力极重，所以以首辅张四维为首的官员们认为，提学衙门的官员应该主要以翰林官为主，作为大明的最高学术机关和大明朝廷的储才之所，翰林官员的学术水平显然是毋庸置疑的。
张四维之所以提出将学政衙门变成翰林院的外差，主要是为了加重翰林院的权力和完善翰林院官员的迁转之路，对于大明的翰林官员来说，在翰林院内的迁转是很困难的，因为翰林院及其相关衙门的品级都不太高，翰林学士为?正五品?，侍读、侍讲学士为从五品，修撰从六品，编修正七品。??
这就导致翰林官员的品级普遍偏低，这点是翰林官员们最麻烦的事情，到了五品之后，翰林官的迁转也不是很方便，除了升任从四品的国子祭酒，就是迁转到东宫官体现，如春坊或者司经局等衙门，但是这些地方的官缺也是非常之有限的，除了少数能够从翰林院迁转进入科道或者是各部院的，大部分的翰林官都要在翰林院苦熬，这点朱载坖当然也是知晓的。
朱载坖即位之后，加强了对于翰林官员的培养制度，同时扩大了翰林官的考选范围，翰林院的官员数量增加，迁转更加困难，虽然朱载坖也让翰林官选六科以及都察院御史或者是外放地方官，但是高阶翰林官的迁转仍旧是不太顺利。
张四维等人认为，将这些资深的翰林官员外放担任学政等官员，可以很好的解决这些高阶翰林官员的迁转问题，这些翰林院官员的学识自然是毋庸置疑的，他们都是大明读书人中的人尖子，才学绝对是出众的，而且翰林院相对清贵，不容易受到外界的干扰，这些翰林官员们也能够保持较好的品行，保证朝廷取士的公平。
除了用高阶翰林官员出任提督学政之外，还可以用翰林官员和科道官员充任提学副使或者佥事等职务，加强朝廷对于地方学政的管理，这点得到了朱载坖的认可，主要以翰林和科道官员作为学政衙门官员的来源，同时对于公认的学识优长的地方官员，也可以直接选任学政官员。
吏部尚书王国光则是建议给总理学政衙门增加一名学识优长的官员，蔡国熙虽然少年的时候就书写“超凡入圣”四个字在座位边上，时常用来自我磨砺。沉心于儒家的“性命”之学，和罗汝芳、耿定向等理学大师互相切磋学艺。但是在大明蔡国熙更多是以实务官员而闻名的，长于政务而非学术，所以王国光推荐了南京礼部尚书耿定向为协理学政衙门。
耿定向是大明现在的学术大家，由他协理学政的话似乎更好，朱载坖并没有同意，而是命令吏部进行廷推，推选协理学政的人选。
此事当即在朝廷引起了极大的风波，现在朝廷上下都看得很准，这个学政衙门绝对是个实权衙门，各方势力都想要争取一下，王国光为什么推荐耿定向？除了耿定向确实是大明现在的理学大家之外，耿定向等是王国光的湖光老乡，在张居正走后，王国光也需要政治盟友，耿定向这样的乡党肯定是王国光所需要的。
而张四维、申时行等人也都有自己的打算，朱载坖投下了一枚鱼饵，现在就看朝廷的各方势力怎么争夺了，张四维等人也在积极商量此事，醋党在学术方面确实是有些欠缺的，但是张四维很清楚，学政衙门这样的要害，是必须要争的，不争不行的。
而申时行、王锡爵等人也在各自串联，确定自己要推举的人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