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事情，在大明已经是官场的潜规则了，朱载坖很清楚，朝廷关注的重点，一般都在乡试和会试上，各种防范作弊的手段通常也都是用在乡试和会试上了，平心而论，大明在乡试和会试上尚且能够做到相对公平，朝廷对于乡试和会试也是非常重视的，毕竟作为朝廷的抡才大典，朝廷上下还有士林民间都是极为重视的，乡试、会试尚且能够做到相对公平。
但是科举选拔的最底层，县试、府试、院试却鲜少有人去关注，导致其中舞弊层出，各种方式进行舞弊，尤其是地方的富户和士绅，缙绅、富室子弟尽管不学无术，然可以凭借权势、财富，从一开始就比平民、贫寒子弟处于优势的地位。而选拔出来的生员就多是这些富户和士绅的子弟。
无论朝廷采取多么严格办法在乡试和会试当中杜绝舞弊，本质上就是在一帮关系户中选拔人才，能够选出什么好人来？况且朱载坖很清楚，即便是所谓号称组织严密，备受重视的乡试，也未必有多公正，仅就朱载坖所了解到的情况来说，顺天府和应天府的乡试由于受到朝廷的重视，每次都是由朝廷派遣翰林官去主持科举，相对还能够说的上比较公平，但是其他地方的科举，恐怕就很难说明的。
由于其他各省的的乡试主要是提督学政、巡按御史和巡抚等组织的，按照规定在乡试和会试中要有两名主考官，乡试要有四名同考官。而在实际操作中，地方官员政务缠身而且要避嫌，是不能参与乡试阅卷的，一般参与乡试阅卷的都是从地方州县抽调的教官，他们官卑职小，根本不敢违逆上官的意图，也就使得乡试远没有看起来那么公正。
尤其是在景泰以后，将内外帘官的权力都收归御史，原本内外帘官的职权在帘内、帘外划分明确，并且能够相互监督和制约以隔绝交通弊端。但是权力收归御史之后，内外帘官的相互牵制和监督作用就消失了，同时多种职权都归属于巡按御史一人，权力极重，必然滋生腐败，凡科场中出题、刻文、阅卷、取人，皆一人专之，所谓弥封、誊录殆成虚设。对于这些事情，朱载坖也早就有所耳闻，现在借由此事，朱载坖当然要借题发挥，整顿科场了。
和一般人将整顿科场的重心放在乡试、会试、殿试不同，朱载坖这次将主要打击的对象放在了县试、府试、院试上，因为他们是科举的基层考试，积弊甚重，是现在整个科举中弊端最多，也是最为腐败地方，同时这些科举的基层考试，也是为朝廷选拔人才的根本，不管是举人、进士甚至是庶吉士，总归都是要从童生到生员的，以河流在比喻的话，府县和院试就是朝廷科举的源头，源头不正，何以公平？
当然朱载坖还有其他的想法，首先就是乡试、会试涉及的人太多，关注的人也太多，朱载坖也要循序渐进的来，而且对于府县试和院试的种种弊端，确实已经在朝廷上引起了很多有识之士的上疏，现在朱载坖可以借口此事加以整顿，不过当务之急当然是解决这些重臣之子参与科举的问题。
朱载坖首先表达了自己的意思，他说道：“诸位，文衡公器安所容私？”这点是朱载坖这个皇帝的态度，也是大明朝廷的态度，对于科场舞弊等事情，朝廷是决不容忍的，但是就阁臣子弟应试一事，朱载坖认为不宜一刀切，本朝也有商良臣、杨慎等人中式的先例，但是也有翟銮等人因此被罢官的例子。
当时翟銮作为内阁首辅，他的两个儿子翟汝俭、翟汝孝不仅在乡试中连续中举，还连续在会试中高中，这直接引起了科道的强烈不满，科道御史纷纷上疏，弹劾翟銮，主要依据是：崔奇勋是翟汝俭等人的老师，焦清与翟汝俭结为姻亲，并一同在崔奇勋处学习。这四个人在会试中竟然都在同一考房。翟汝俭、翟汝孝、崔奇勋都是彭凤所录取的。而《诗经》科目的考官共有五人，为何都集中在彭凤所在的考房？欧阳?也是翟汝俭等人的老师，虽然起初他们同考《诗经》，但欧阳?后来改考《书经》，表面上像是避嫌，实际上却在暗中帮助彭凤寻找试卷。
随后严阁老下黑手，密疏弹劾翟銮科场舞弊，同时辅臣子弟中式，有类杨廷和啊。严嵩的密疏当即让嘉靖破大防，立即下旨，下令将翟銮以及翟汝孝、翟汝俭、崔奇勋、焦清、彭凤、欧阳?都革职为民，江汝璧等人则被送往镇抚司逮捕审问。随后，法司会同审问，判决杖责江汝璧、秦鸣夏、浦应麒各六十，革职闲住不再起用；王珩、沈越降职一级，调往外地任职；高节、张岳充军；彭谦革职为民；沈坤、汪一中、陆炜则留任原职。
所以终嘉靖一朝，辅臣子弟们都很自觉，不敢去触碰嘉靖的这个逆鳞，因为他们很清楚，一旦触碰嘉靖的逆鳞，是绝对会遭到嘉靖的打击的，所以不管是严世蕃还是徐蟠等人，都老老实实的接受恩荫，不去科举，所以在科道言官们看来，辅臣子弟恩荫已经是惯例了，现在你们张居正、张四维、申时行这是公然搞事情啊。
张四维则是向朱载坖哭诉：“臣惟一长子甲征有望科举，年三十余攻苦半世始掇一第，若因臣，则臣情愿致仕，以昭朝廷之大信也！”
朱载坖认为，阁臣子弟并非不能参加科举，朱载坖也没有杨廷和综合征，但是阁臣子弟再经由朝考，选入翰林，就确实有些过分了，因为朝考本就不糊名，要是辅臣子弟再参加朝考，那就不如直接写一篇我的阁老父亲，直接到翰林院上班去算了，所以朱载坖认为，科举可以，朝考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