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他们的上疏，朱载坖根本没有理会，只当狗叫，一律留中不发，朱载坖也知道，自己所采取的态度，必然使得这些人更加猖狂，后面的事情，太子是处理不了，所以朱载坖临时从西苑回到养心殿，一起处理政务。
对于这些人鼓吹所谓的关市不征，翰林学士陈于陛上疏予以驳斥，陈于陛是前次辅，朱载坖的讲官陈以勤的儿子，陈于陛刚刚结束守制回来，对于这些人所谓关市不征的说法极为愤怒，这简直是奇谈怪论，所以陈于陛在奏疏中认为：“税之于商，先王之以敦本裕民，而持轻重之衡以低昂淳黠者，以宽农田之税，仁之术，义之正也。今朝廷所以议工商之税，亦为可以济公用而宽民力，夫征商之余利，与浚民之脂膏，利害相去远矣。市廛之征，王法不废，此先王之道，三代之政也！”
陈于陛公开支持对工商业征收赋税，以解决朝廷的财政问题，同时减轻农业负担，但是引起了伍袁萃等人的不满，同时他们还将火引到了原首辅张居正和首辅张四维身上了，他们上了一本纠辅臣明正邪的奏疏，将斗争的对象直指首辅张四维。
他们在奏疏中说道：“翰林一途，谓之储相。累赀蹑级，循列卿位，以觊必得。遂使国家命相之大任，仅为阁臣援引之私物。庸者习软熟结纳之态，黠者恣凭陵侵夺之谋。外推内引，珰阁表里。始进不正，安望其终？故自来内阁之臣一据其位，远者二十年，近者十年，不败不止。嵩之鉴不远，而居正蹈之；居正之鉴不远，而四维又蹈之。继其后者庸碌罢驽，或甚于四维；褊隘执拗，又复为居正。若非大破常格，公天下以选举，相道终未可言。”
对于这些直接将矛头指向内阁辅臣的奏疏，朱载坖仍旧采取了淡然处之的态度，对于内阁辅臣加以安抚，但是又将奏疏留中不发，并没有处分这些上疏的臣子，这使得他们的气焰更加嚣张，接着就弹劾了陈于陛，他们认为陈于陛中进士是在其父陈以勤担任阁臣期间，有舞弊行为。
他们上疏称：“科场弊窦，污人齿颊，而敢拟原无私弊之旨，以欺吾君。臣请执政子弟有中式而被人指摘者，除名改廕。又与见从仕籍者，暂还里居，俟父致政，乃议进止。毋令犬马报主之心，不胜其牛马子孙之计。”对于这些人的无端指责，朱载坖一方面慰留陈于陛，另一方面直接御批道：“当时不奏，现在又来渎扰，其心何在？”对这些人予以申斥。
而伍袁萃等人则是抬出圣人之言和朱载坖向对抗，他们在奏疏中说道：“孟子云：市廛而不征，法而不廛，则天下之商皆悦而愿藏于其市矣。关讥而不征，则天下之旅皆悦而愿出于其路矣。此诚大善也，我太祖高皇帝曾言：科敛之臣甚于盗臣也，亦大善治言也。故圣王之设关，其意恶人逐末而专利，故立法以抑之，非有所利也。征商非圣朝所宜急。顾缓急在人，谓今无善政哉！”
对于这些人的话，朱载坖一律当废话处理，朱载坖问朱翊釴道：“太子看出什么来了吗？”
朱翊釴好歹也是混了这么久的人，要是再没有长进的，朱载坖就得思考练小号的事情了，朱翊釴说道：“父皇，工商之税，前代亦征，而彼辈如此搅扰，恐有他意也，且儿臣观其籍贯，甚有意思。”
朱翊釴直接指出这几个人的籍贯，伍袁萃，南直隶苏州府人，安希范，南直隶常州府无锡县人；钱一本，南直隶常州府人；高攀龙，南直隶常州府无锡县人；其他的鼓吹所谓的关市不征的官员，也大多是南直或者广州等籍贯的官员，这就很有意思了，这些地方本来就是大明现在经济最发达的地方，他们本应该很清楚现在富商大贾，身家巨万的情况，但是他们却鼓吹所谓的关市不征，他们为谁在鼓吹，其实已经是很清楚了。
为什么这次在朝廷上主张关市不征的官员和主张开征工商税的官员能够形成针锋相对的形势，其实是朱载坖的三途并进的手段产生了效果，在朱载坖厉行三途并进之后，虽然南直隶出身的官员在科举中仍旧可以举得很好的成绩，但是大量北方的官员也可以通过翰林院的考选、科道的考选，进入翰林院和科道，同时一批虽然是举人出身的官员，但是在地方治绩优良，得以直接升任京师的部院司官，他们有着丰富的地方行政经验，知道工商赋税对于朝廷和地方官府的重要性，所以他们都是支持朝廷开征工商税的。
而首辅张四维则是向朱载坖上疏阐述商人地位问题，张四维在奏疏中说道：““工固圣王之所欲来，商又使其愿出于途者，盖皆本也，商何负于国也？朝廷赋税，不取之于商，则未免取之于民，与其取之于民，不若取之于商，然商亦民也！”
而东阁大学士王锡爵也上疏称：““富商大贾坐牟大利而分文不输官，若税之以宽民力，独不可乎？今富人避赋役而不殖产，并力于市坊以牟利于四方者皆是，若榷之以稍代农征，亦抑末趋本之意也。”
对于现在富商大贾资产千万的事情，其实朝廷上下早就所有议论了，他们从朝廷的政策中获取的巨额的利润，但是却不愿意缴纳相应的赋税，这是极为不合理的，而且东南的士绅们深度参与商业，这在朝廷也不是什么新闻了，正是在这种情形之下，两位辅臣相继站了出来，明确支持开征工商税。
随后吏部尚书王国光等一众部院重臣也上疏朱载坖，请求详定工商赋税，以均平赋税，他们认为朝廷应该在赋税政策上应向以农民为主体的弱势群体倾斜，不该放纵商贾夺利害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