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往很多文官统兵，最后都不免于将士离心，都不免于失败，根本原因也在这里。
以文官统兵，的确更听朝廷的调令，但是如果过于听从朝廷的调令，尤其是眼下京师这个朝廷的调令，却并非都是好事。
因为眼下的京师朝廷根本不给钱粮，也给不出钱粮，只给圣旨和圣旨赋予统兵文官的一些特殊权限，拿了圣旨你可以就地征粮，也可以自筹粮草。
在这种情况下，多数统兵的文官一开始都是意气风发，威风凛凛，以为一身的文韬武略终于有了用武之地，可到后来，他们会赫然发现自己带的人马到了战场往往一战即溃，有的甚至不战即溃。
因为士卒们是要吃饭的，是要穿甲衣的，军中的马匹是要有草料的，武器装备是要时常更新替换的。
毕竟哪怕是大刀、长矛、弓弩、箭矢，也总要齐全吧，否则你打什么仗啊，你拿啥打仗啊，真就拿军中士卒的命往里填吗？
所以，一旦统兵的文官保障不了这一点，士卒们根本不在乎你的品级究竟有多高，或者这场战争的意义有多么重大，他们自会用脚做出选择。
看不到这一点的文官统帅，是愚蠢的。
看到却做不到这一点的文官统帅，则是无能的。
好在马士英十多年前就当过宣府镇的巡抚，而方一藻也是从辽东巡抚的任上沉沉浮浮混到今天的，他们都很清楚这一点。
身为凤阳总督的马士英，管辖的地盘比较大，虽然辖区都是穷地方，但多少能从漕运中间截留一点存粮。
加上马士英又完全不管灾民死活，只一味将灾民往方一藻的地盘上输送，所以他手里多少积攒了一些余粮。
可是方一藻就不同了，他的地盘很小，只有徐州周边而已，加上扩军的规模较大，而且还在大批收留灾民，——几个难民营里等待救济的灾民人口数以万计，每日消耗的粮食就跟一个无底洞一样。
虽然有杨振那边不断派船给他供应，可是也架不住开春以来需要救济的黄淮灾民、饥民实在太多。
在这种形势下，方一藻虽然迫于朝廷给予的压力，先行带了一批粮草辎重，领着大军启程开赴湖广了，可是更要命的后方勤务却也不能不管。
于是，这个烂摊子就交到了他的儿子方光琛的手上。
而方光琛也不可能凭空变出粮饷军械来，他也只能求助于金海镇大后方，只能利用自己总镇府总谘议的身份，从协理营务处的登州“仓场分理处”请领尽可能多的补给。
就这样，崇祯十六年三月中旬，方光琛带着一个留守徐、海地区的营头，同时也顺便带着已经在海州一带完成了隔离观察和编户分屯，就差登船入海、北上安置的灾民队伍，共计十二屯三千六百户人口，踏上了走陆路北上登州的道路。
崇祯十五年河决开封以来，在凤阳总督府和徐州、海州登莱援剿先遣军的密切配合之下，黄淮一带的灾民走海州出海，往征东军中后军总兵府、左军总兵府、安东东路总兵府辖内以及登莱东路黄海道沿海地方安置的进程，始终没有停下来过。
短短小半年内，已经从海州、赣榆沿岸送出灾民一万两千多户，男女老少加上老弱妇孺累计七万余口。
以崇祯十五年秋河决开封所造成的灾难之严重，黄河下游两岸地区特别是黄淮海一带的洪泛区内，没有频繁发生大面积的农民起义，有很大一部分原因就在于此。
在原时空，崇祯十五年河决开封后的黄淮海地区是极其混乱的。
洪灾加上饥荒，再加上数不胜数的战乱，整片地区简直如同地狱一般，地主豪强纷纷结寨自保，贫民百姓四散逃荒，饿殍遍地。
特别是除了朝廷与李自成及其部下各路流贼队伍之间的战争之外，这一片地区之内还出现了大量的饥民起义，他们冲击官府，斩杀官吏，劫掠商旅，到最后人相食。
整个地区的人口十成没了八成，除了少数几座城池之外，许多地方甚至出现了方圆百里的无人区，损失之大，难以估量。
这一世，有了杨振的干预，情况当然要好得多了。
不仅一批地主豪强和不少占山为王的流民头子，以及他们队伍，被登莱援剿先遣军所收编，大大减少他们祸害百姓的机会。
而且大批四散逃荒、流离失所的贫民百姓，作为灾民被凤阳总督府引导输送到了登莱援剿先遣军建立的几处难民营中，得到了一定的救济。
虽然登莱援剿先遣军的救济，充其量也只能保证不让灾民们大面积饿死，但是登船出海，移民别处，然后分田分地，过上“三十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的好日子，依然激励着以徐州为中心的四面八方的灾民、饥民蜂拥而来。
这个情况，对于急需大量人口来填充新收复地区的金海镇方面而言，除了救济的压力空前巨大之外，总的来说算是一件“好事”。
不论是杨振本人，还是已经吃到移民屯垦甜头的征东军和金海镇下属各路总兵府，对此都持支持的态度。
但是问题在于，金海、登莱二镇各路水师船队的运载能力实在有限，根本难以满足各处救济营、难民营里灾民大批量运送出海的需要。
尤其是三月里杨振带着金海南路水师团营再次北上开战之后，来往于淮安府北部沿海和清川江口、大同江口的船只数量出现了明显下降。
这就导致大量黄淮灾民长时间滞留在海州、赣榆沿海的救济营里，没有办法及时输送出去。
随着登莱巡抚方一藻率领大批军队南下，徐州、海州周边地区的官军力量锐减，这个时候云集此地的大批灾民饥民长时间得不到妥善安置，但凡有一点风吹草动，就有可能引发大乱。
而一旦在这个地方爆发民乱，不仅徐州、淮安等城必受波及，而且整个北方漕运恐怕也将再次中断，后果不堪设想。
面对这种危险局面，方光琛只能借助自己总镇府总谘议的身份，一边不断写信给旅顺口的协理营务处请领粮饷补给，一边干脆亲自领着那些在海州附近救济营里已经排队等候很久的大批“准移民”队伍北上了。
其实，事情只要动起来，其他人就能看到希望，而只要能看到希望，多数人就不会铤而走险。
就这样，善于揣摩人心的方光琛带了一个营的留守人马，半是陪同、半是押解的带着大批排队等候船队到来的三千六百户准移民们，一路经过日照、诸城、安丘、潍县，于三月二十八日午后时分，抵达了莱州吴朝佐、吴有性救济营的“大本营”。
也就在当天晚上，方光琛跟在潍县的“登莱西路”总兵吴朝佐等人一起，收到了来自登州府特意公开知会的消息——杨振率领金海镇兵马收复辽阳城并斩首孔有德父子，并将孔氏父子首级传首登莱镇，目前已达登州，几日后就要送到莱州府示众七日。
想当年，孔有德发动兵变后，回师登莱，率先攻击的府城就是莱州，曾经祸害莱州府很长时间，莱州百姓同样对其恨之入骨。
如今，杨振将孔氏父子斩首，等于为许多人报了仇，尤其要传首示众七日，更是大大解了很多人心中怨气。
因此，消息传来，莱州百姓几乎是奔走相告，短短一两天里杨振的声望在这个原本并不怎么显着的地方就变得妇孺皆知了，都知道是总兵官杨振替他们报了仇。
当然了，面对这些消息，莱州府这边也跟海对岸的金海镇一样，都存在着外行人看热闹，内行人看门道的问题。
就在莱州府城内外许多人欢呼庆祝孔有德终于授首的时候，方光琛却敏锐意识到，杨振收复辽阳城的意义非同一般，而且接下来的每一步都至关重要。
这些年来，杨振经略辽东的总体战略，与当年方光琛的谋划与进言几乎如出一辙，在取得一系列成功的同时，也让自诩为杨振谋主的方光琛有了许多成就感。
虽然这两年，方光琛的精力更多投入到了辅佐其父应付关内战场上面，但其对金海镇的前线动向也一直相当关注。
杨振在辽阳之战中获胜，意味着征东军和金海镇各路人马拥有的整体军事实力已经超越了清虏，整个辽东局面的转折点已经出现了。
在这种情况下，回头再看关内乱局，再看京师朝堂，方光琛埋藏在内心深处的那个念头，随之变得越发清晰，也越发强烈了。
京师朝堂积弊已久，朱家江山风雨飘摇，杨振若能平灭清虏，必将获得无人能及的声望。
而纵观以往历代兴衰更替之史，三百年必有王者兴乃是常态。
这一点，在十年前或许应在关外清虏身上，虽然方光琛很不愿意接受这一点，但当时清虏崛起的势头之猛，确实给人一种初升朝阳、势不可挡的感觉。
不过随着清虏“伪帝”黄台吉的“驾崩”，多尔衮夺位成功，公然收继兄长后妃并立黄台吉之子为嗣子的做法，却让得闻这一消息的方光琛认识到，鞑虏果然是鞑虏，已无入主中原之可能。
而与此相应的是，方光琛看好的杨振，也在清虏“皇位”更迭、势头衰落的过程中日益显现出了有能力取代清虏而据有辽东的王者之姿。
这次，杨振收复辽阳城，并处死孔氏父子，然后传首登莱，一举收取登莱之民心，更加坚定了方光琛的这一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