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幕风镇休息了一夜，王海将货物打点好后，众人继续上路。
这一次的目的地是宁波府。路线是这样的，从幕风镇出发，坐船沿着姚江上行，到达上虞县，再登船沿着通明江前行，通过鄞县，最后到达宁波府，这一次政良要见的人正是在宁波府那里。实际上，仅仅从地理位置上来说，直接在蛟门山以及大谢山那一带的舟山群岛登陆后再行赶往宁波府是最快的，但是那里不但海上密布水师，而且沿岸也有不少卫所，为了稳妥起见，王海选择了直接在杭州湾登陆，然后折返回宁波，这样更为妥当。但政良私下思量，估计王海不是害怕被那一边的水师查获，可能更多是担心那里沿途要打点的地方实在太多了，一路下来，估计没有任何收益，所以才选了这么一条有点曲折的路线。
沿着江面而上，从幕风镇到上虞县只需要半个时辰不到的时间。坐在船上一路前行，政良着实感受了一番水乡的风景。小桥，流水，人家……水乡就像一幅朦胧的水墨画，朴实恬静。石拱桥倾斜在清澈的水面，或优雅别致或玲珑飘逸，已磨损的雕栏印着岁月的痕迹，与古镇风韵融为一体。坐在船上，任清凉的河水从指间流淌，清凉入心。盈盈清水，悠悠木船。宅屋临水而建，水水相连。漫步在古镇之上，远离都市的尘嚣与浮躁，任阳光在肌肤上静然流淌，任诗意在心间轻舞飞扬。感受着眼前的一切，政良不禁想起了一首描写水乡景色的诗词：
岁晚山同色。湖平雾不收。
寒云低阁雪，佳节静供愁。
竹柏森严立，蒲荷索莫休。
瘦筇知脚力，政尔耐清游。
中午时分，船队在一处码头处靠岸。岸上不远处就是上虞县，而沿着江说再往下走，就是转入了通明江了。到达了那里，很快就要转入山道步行了。由于在上虞县中有着王海的贩卖点。船队在码头处稍作停顿修整。
政良站在船上，看向不远处的上虞县的城门处，不禁想起了它的来历，或者说是有关它的屈辱记载。据史料记载，公元1555年(嘉靖三十四年，也就是十五年后)，在中国南部。就发生了一起战争史上罕见、足以让大明王朝汗颜的糗事：一股仅有五十三人的倭寇，洗劫浙、皖、苏三省，攻掠杭、严、徽、宁、太平等州县二十余处，直逼留都南京城下。这股倭寇暴走数千里，杀死杀伤四五千官兵，历时八十余日，才被占绝对优势数量的明军围歼。
原来。这股来自日本的倭寇，是嘉靖三十四年(1555)6月7日从浙江绍兴上虞县登岸的，也就是政良现在所看到的上虞县了。他们上岸后一路暴走，遇小县城就攻打，遇官兵就搏杀。突犯会稽县，流劫杭州，突徽州歙县，至绩溪、旌德，屠掠过泾县，趋南陵。至芜湖。烧南岸，趋太平府，犯江宁镇，直趋南京。其中，南陵之战，芜湖县丞陈一道父子率领“芜湖骁健”，力战独进，全部战死。江宁镇之战。明军指挥朱襄、蒋升率众迎拒，结果也是不能抵挡，最后朱襄战死，蒋升受伤。官兵死者三百余人。
令人难以置信的是，这股仅有五十三人组成的倭寇分队窜到南京后，竟开始了令人瞠目结舌的攻城之战。南京突遭袭击，自然举城鼎沸。南京兵部尚书张时彻匆忙下令关闭城门，并命令市民自备粮械，登城守卫。关于这场战斗的详细情况，时任南京翰林院孔目的文人何良俊，在笔记里有记载：“贼才七十二人耳。南京兵与之相对两阵，杀二把总指挥，军士死者*百，此七十二人不折一人而去。南京十三门紧闭，倾城百姓皆点上城，堂上诸老与各司属分守各门，虽贼退尚不敢解严。夫京城守备不可谓不密，平日诸勋贵骑从呵拥交驰于道，军卒月请粮八万，正为今日尔。今以七十二暴客扣门，即张皇如此，宁不大为朝廷之辱耶？”倭寇从安德门开始进攻，守兵自城上以火铳击之，看到无法攻克南京，这些倭寇往祩陵关而去。
每每想到此事，政良都觉得不可思议。试想，南京乃明朝之留都，城坚墙厚，守城兵力不下万余，周边卫所明军姑且不论。仅这区区五十三人的倭寇军队，居然敢肆无忌惮对城市发起进攻，真是令人骇异又好笑。骇异的是，他们确实目中无人，把堂堂大明王朝看作是“纸老虎”，不堪一击；好笑的是，他们确实胆大妄为到了极点。
这股嚣张的倭寇，最终下场是被全歼了。8月13日，这股倭寇在官兵追击下，越过武进县境，抵达无锡慧山寺，一昼夜狂奔一百八十余里，“贼疲定望亭，次日至浒墅关。”在浒墅关，苏松巡抚曹邦辅、副使王崇古率数千官兵，在陆地、太湖边布下了天罗地网。结果，在吴林庙官军擒斩了二十七人，剩下的倭寇逃横泾前马桥，躲进一间民舍。官军采用火攻，倭寇抵挡不住拼命杀出一条血路，跑出一大段路后，四散藏在田禾中。官军头目看见田里“草露微动”，就让手下齐声大喊：“贼人躲在田里！”草木皆兵的倭寇受惊奔出，被悉数擒杀，没有逃掉一人。尽管结局是倭寇被全歼，但这股倭寇的战绩却是：横行三省共80余日，杀死杀伤官兵四五千人，包括明朝一御史、一县丞、二指挥、二把总。
何以倭寇如此猖狂到如此地步？政良望着远处繁华不已的上虞县沉思起来。导致明朝军队的无能无为，不仅仅是军队的缘故，还有其他的影响，更有民心丧失的因素。
首先，军队建设理念不正确。明朝实行的兵役制度。是朱元璋一手草创的军户世袭制，军士编制在卫所中，平日屯田，战时保护地方。明朝开国时期士兵总数曾高达一百八十万，这样庞大的军队，如果不能自给自足，全靠老百姓供养是不可能的，所以朱元璋采取了军户世袭制方法。保障了军队平战两栖。按说，这种方法在当时确实起到了积极作用。故朱元璋曾得意地宣称：“吾养兵百万，要不费百姓一粒米。”但结果只是养活了百万名集体农庄的农民而已。明朝中后期，卫所军队与普通农民无异，毫无战斗力。无可否认，军队的战斗力肯定会因为屯田劳作，而减少训练时间。削弱专业强度，一旦爆发战争，即便是拥有装备精良、盔甲鲜明的明军，却也打不过装备落后、“光屁股”的倭寇。明代著名画家仇英绘有一幅写实的作品----《倭寇图卷》，由于仇英经历过倭寇之患，对倭寇的形象描述得栩栩如生：头发剃成半月形，上身穿着单衣。下身*仅穿兜裆布，光脚，手持长枪、弓矢和日本刀。与迹近光屁股的倭寇形成强烈视觉反差的是，画卷上的明军士兵全部盔甲鲜明，阵容严整。可叹的是，明朝中晚期的许多事实，都证明了貌似强大的明军，根本不是倭寇的对手。比如：嘉靖年间（1552—1553年），一股倭寇从舟山、象山附近登陆，进犯温州、台州。打败官军，攻陷黄岩县；一股倭寇包围太仓县，劫掠平湖、海盐、海宁，杀死官军数百人；一股300人的倭寇，在崇明岛打败了明军副将汤克宽，骚扰了上海、嘉兴；一股倭寇进攻嘉兴，打败参将卢镗，明军伤亡千余。转而劫掠海宁、扬州、泰州，杀死官军无数……
其次，是*。到了明朝中叶，伴随着一些无能无德的君王即位。官场风气日渐*堕落，加上重文轻武的社会风气影响，军队内部也毫不例外地出现了不良现象。假如说，军队是台庞大机器的话，已经是千疮百孔，运转不灵了。譬如，克扣军饷的将领屡见不鲜（比如政良前天所碰到负责守卫孤岛的卫所总旗老张），不堪重负的士兵比比皆是，都使得军户的大量逃亡变得司空见惯。到了嘉靖年间，军户的逃亡率已经高得吓人，大量卫所形同虚设，有的卫所竟然只剩下几个人。就连滨海前线的辽东、山东、浙江、福建、广东卫所都只剩下30%的兵员，更要命的是，因为承平已久，将领和士兵的素质都差得惊人，有的世袭将领连马匹都不会骑，连旗帜都弄不清楚，平时和同僚喝喝酒、吹吹牛就算是尽职了，而士兵更是战斗力低下，忙于屯田，乐于领饷，就是不会打仗，上阵后一触即溃。前线官员章焕曾上疏皇帝，痛心疾首地这样描绘前线官兵：“上阵如同儿戏，将无号令，兵无纪律，往往隔着敌人老远开完火、放完箭就算完事，临阵脱逃、杀民报功者数不胜数。”这样一种现状，难道根子不是在投资者身上吗？
最后，海禁政策使民心丧失。本来，明朝制定严厉的海禁政策，是期望能够对海防的巩固能起到决定性作用。然而，由于海禁政策所实施的直接对象，是广大臣民而不是海上反明势力，它不仅不能成为海防的有效手段，甚至在沿海地区激化了一些矛盾。当沿海地区人民依海而生，靠海而活，或从事渔业生产，或从事海上贸易，成为他们生计的主要来源时，“寸板不许下海”的海禁政策颁布与实施，显然与民意背道而驰的。这种做法，不仅是闭关锁国、夜郎自大做法，更堵绝了沿海地区人民的正常谋生之路，焉能不丧失民心？
故而当那些来之海上甚至是陆地的倭寇出现，竟占有了天时地利之先机，如鱼得水。而代表正义之师的官军，反而不受欢迎，举步维艰。是什么造成了民众对倭寇视而不见，甚至部分人还支持倭寇的局面呢？稍加分析，不难看出，表面上看似民众的觉悟警惕不高、民众的国家意识不强，但实质上其根源就在明朝自己身上。
失民心者失天下，是古往今来被历史证明了无数遍的真理。但是，即便自己知道根源之所在，又能如何呢？明朝逐渐走入腐儒当政的局面，根本不是自己一个小虾米能够扭转的。即便是振臂高呼也不过是徒增笑料罢了。
双手扶着船舷，往前方望去，只见四周一切显得祥和繁华，又有谁能够想到，若干年后，这里将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呢？
“呼”，政良深呼一口气，凭自己的能力，的确无法改变明朝的格局，但是，最起码，自己是有机会阻止倭寇的泛滥成灾的，一切要从日本开始了。想来，将来没有了真倭的协助，沿海的这些“假倭”总不至于那么嚣张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