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殿之内。
“你提到的发放足额饷银，说到点子上了，不过作为布政司的官员……”
刘狮子饶有兴趣地看向张缙彦：“你怎么想到这事的？”
张缙彦听见‘布政司官员’这五个字，从刘承宗嘴里说出来，他就想笑。
但憋住了。
很严肃。
元帅府，说出去是横扫方圆三千里，凶名在外的西北强权。
布政司，听起来也是掌管一省布政要事，大权在握的衙门。
但元帅府的布政司，在张缙彦看来，就是一块‘帅府要完’的招牌。
真的，经过这半年在布政司看门的历练，张缙彦觉得自己比礼衙尚书都更懂元帅府。
就暂且不说元帅府的布政司，不存在主官布政使、参议、参政这些要员，就单说他这个经历的职位。
经历，从六品，职责是连接上下级文书传递，其实就是布政司的收发员。
负责把陕西各府、州、县的公文收集，呈交给布政使，再由布政使整理出陕西的省级文书，转呈通政司，由通政司上交内阁。
这是一个完整的县、州府、省、通政司、中枢的五级公文传递系统。
但元帅府完全没有这个必要啊。
虽然说起来也占有了陕甘青三省。
可青海十分之九的土地，要么是没人，有人的呢，一年八九个月大风大雪阻拦，联系不上。
能联系上的，又因为游牧习惯，好几个月找不着人。
基本等同自治。
甘肃就更简单了，拢共就一个大县的人口，还大部分是军户，根本谈不上存在政务。
九成九的政务都在陕西。
而陕西，在元帅府属于附郭。
布政司跟军府衙门的权力重叠了。
这其实没啥问题，在刘承宗去年打下陕西的时间节点上，元帅府就不该设立陕西布政司。
偏偏，刘承宗设立了，还把张缙彦和四个门子塞进去了。
这就导致，张缙彦在元帅府，发光发热是休想，反而在堆积如山的案牍中累死累活。
元帅府的政治混乱，张缙彦所在的布政司衙门，就是典型中的典型。
不光陕西各府州县会把公文发给他，甘肃也会，青海的康宁府从上个月开始，也开始把他当做收发员了。
实际上康宁府是从四个月前开始的，只是风灾把黄源驿当浮桥的船给吹跑了，路上就卡了俩月，直到上天猴北上，风灾刚好过去，顺手修好了桥，开春的文书，上个月才终于送到。
张缙彦对毫无意义的文书工作，其实并不反感……他真正忧虑的，是别人压根儿就不该把文书放到布政司。
这事没人管，恰恰说明了元帅府的吏治混乱程度。
他稍稍调整心情，对刘承宗低头拱手，道：“回大帅，卑职于布政司任职，掌管陕西公文往来，遍观帅府吏治，可谓触目惊心。”
“帅军各旅驻防各地，自筹军费粮草如国中之国，效法藩镇故事，圈地围猎牧羊放马，盐粮矿产搜刮专营，大帅专事征伐，对其不管不顾不闻不问，长此以往，卑职深恐……亡国有日。”
这话，张缙彦说的是情真意切。
在元帅府，张缙彦是少数怕元帅府散架的官员。
真怕。
本身他就是大明的进士和官员，前途无量，早晚回去做京官，干几年外放，高低混个正六品。
县太爷才正七品，正六品在文管系统里，虽然比不上知州知府这样的土皇帝，但也是六部各省分司主事的级别。
职权范围内跺一脚，一省都有轻微震感。
但赶上了这年头在陕西干了两任知县，归附元帅府，这算投敌叛国，已经是板上钉钉的奸臣了。
当然奸不奸的，张缙彦并没有那么在乎。
他就被命运放在刘承宗东征的时间，陕西这个地方，也没有选择余地。
陕西的官员在这场浩劫中，有一个算一个，要么死要么降，没有其他下场。
毕竟丢了官跑回中原，也一样是下狱论死。
而找死，并不在张缙彦的选择之中。
张缙彦是天启元年河南乡试的经魁之一。
各省乡试，四书题是必考，五经则是选考，自选经书作为专经，只考专经的题。
五经的五个第一，就是本场乡试的经魁。
张缙彦的专经，是易经。
易，变化。
六十四卦象，三百八十四爻，每一爻的象辞，都是指导贵族在不同环境应对变化，妥善生存的行为准则。
核心思想，在第一卦的象辞中就已经说明：天行健，君子自强不息。
客观规律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但人们依然可以认识、利用和改造规律。
张缙彦学到的所有道理，都是在教他顺势中正刚健、履险静待时机，并没有寻死那条路。
但元帅府若是没多久就散了架，会显得他的选择很蠢。
最关键的问题也就在这了，元帅府这玩意不管远观近看，都是命数极短的架势。
偏偏，刘承宗听他这话，尽管看上去是在认真倾听，但身体后仰、微微撇嘴，都说明其不以为然。
甚至……也想笑。
元帅府，藩镇割据，咱配吗？
“各旅有兵权有财权，又多为桀骜不驯之人，你觉得他们会藩镇割据。”
刘狮子微微颔首：“很合理。”
张缙彦听出了言外之意，诧异道：“大帅难道就不担忧这样的事？”
刘承宗笑得洒脱：“三年五载，我镇得住。”
张缙彦是做梦都没想到刘承宗会给出这样的回答：“那，三年五载以后呢？”
“这还不够？五年前我们还在青海睡地窝子，只敢想三个月以后的事，如今都敢说能撑三年了。”
刘承宗一摆手，不再在这事上多说，张缙彦毕竟是在西安府投的他，河南人，没去过庆阳府以西的地方，阅历不够。
他没见过人迹罕至，只有鸟兽拉屎的戈壁滩。
也同样无法对元帅军上下饥饿大过一切的恐惧感同身受。
张缙彦理解不了他的权宜。
元帅军的军需一直都比较充足，甚至相较于其他任何军队，在军需供应上都不落后。
唯独钱，少。
刘狮子本职工作就是个搞二次分配的，他又不生产财富，只个是财富的搬运工。
说白了就是抢着啥用啥，抢着啥分啥，在没有足够人口的前提下，始终没有能给军队发放足额军饷的贵金属。
过去几万军队在河湟，实物配给政策搞得非常好，可如今大军广布于整个陕西，分驻各府，依然依靠实物供应军需，不是长久之计。
不是供应不上，粮食这东西虽然输送起来路耗大，眼下依靠陕西的征收，问题也不大。
关键还是谁给军队发饷，军队就是谁的。
从去年元帅军拿下陕西分驻各府以来，驻防旅在实质上的控制人，就已经不是刘承宗，而是各个旅帅了。
中枢不给军饷，全靠各旅就食地方，等于把财权让出去，时间长了，出乱子是难免的事。
只是军饷问题，对去年刘承宗来说，刚刚打下西安，时机确实不成熟。
实物配给还能撑一段，万一发了军饷，局势上出现大的变动，后续发不上饷，反而会有更大的问题。
不过到今年，有了来自后金的金银支援，刘承宗若是发军饷，腰杆子就能硬一点。
他说道：“就说说你对发饷的看法，我记得，你是在户部观过政的，能给全军发放足额饷银自然是好事，但发了就不能断，那么白银从何而来？”
说着，他提醒了一句：“若是建议我铸恶钱就算了。”
所谓恶钱，就是不足值的货币。
这个东西在历史上玩过太多次，属于短期有益，长期崩溃的钱法。
因为提炼技术的缘故，中原自古认足金，汉武帝削藩，削的就是上交黄金不足值的藩王。
铸造恶钱最大的后果，是降低铸币门槛，引发私铸，劣币逐良币，会令钱法崩溃且无法约束。
唐朝就曾发生过这样的事，杀头、流放、连坐，根本遏制不住。
而对刘承宗来说，他的经济本来就是崩溃的，建立在以物易物的基础上，如果要引发经济震荡，那他不如依然使用以物易物。
尽管原始，胜在稳定。
好在，张缙彦的建议不是铸钱，他拱手道：“大帅，发放军饷的白银，自然要从赋税中来，卑职以为，帅府之经济，军饷、赋税缺一不可。”
“早前是国中缺金少银，幸得大帅远征辽东，攻城拔寨大获全胜，带回许多金银，我帅府便已有发放足额军饷之基础。”
刘承宗恍然大悟，看着张缙彦笑道：“原来你是盯上了我此次东征的收获。”
“这倒不是什么问题，只不过，我早将手中白银分发军兵作为赏银，现下入库，只有几千根金条……恐怕你的算盘要落空了。”
“此事卑职知晓。”
张缙彦也笑了，刘承宗东征带回金银不是秘密，早在军队还未回返，从征之兵，人手一斤白银的消息，就已经传遍了西安府。
他道：“眼下已经入秋，时值大收，军兵也要花钱，西安府有巨额赋税，很容易将白银收回来。”
“卑职建议，户衙增设太仓银库、军饷司，军饷司于驻军各府设军饷局，各局由户衙派大使一员，府衙、旅衙各遣副使一人，统算赋税与驻军兵粮数额。”
“府衙以下，俱征实物，各自储存，不加火耗于百姓；军饷司统筹兵粮，发给号牌文书，旅下各军依驻地就近至军饷局起运口粮，多余粮草起运府衙仓储。”
“府衙设市，一部分入常平仓，一部分开市以官价售卖，稳定粮价，将白银起运至军府衙门太仓银库，再由户衙支给各旅军饷。”
刘承宗静静倾听片刻，待张缙彦说完，缓缓颔首。
他听明白了，就是给帅府的户衙和知府老爷们来一波史诗加强。
早前议事，刘承宗就打算把州县征收代役银的监管权上升给知府，这会又要让知府截留赋税、开支军饷……刘狮子觉得知府的权力就有点太大了，不合适。
地方主官，是一手遮天的土皇帝。
管理下辖州县，宣教化、裁司法、征税役、察官员，奉行朝廷与三司决议，提调学校，修明祀典，统领户籍、邮递、马政、治安、仓储、水利、交通诸事。
知府在辖区的权力本就接近无限。
但张缙彦的建议，经过刘承宗的考虑，对解决军饷一事，确实可行。
除了延安府。
元帅军各旅驻扎府县，只有延安府的赋税，即使足额征收，也无法覆盖驻军口粮。
更不必说什么剩下的两税粮食，按照市价卖掉能充当军饷了。
陕西各府，耕地面积多在两万至十余万顷之间，即使受灾，依然都维持着九千顷以上的熟地田土。
唯独延安府，它虽然地方大，但陕北多山，总的耕地面积就小，只有一万三千余顷，田土贫瘠，又受灾最为严重，如今在籍的熟地田土，仅保有一千八百顷。
这点地，养活自己都费劲。
但除了延安府，其他地方基本上能覆盖住军费开支，还稍有结余。
到时候再加上元帅府的‘京运’，也就是来自西安府拨款，悬在刘承宗心里的军饷，就能被妥善解决了。
“若是如此，那代役银的监督，就不能交给知府，要运至西安，交上预算，再由户部划拨，地方账上，就不用留钱了。”
这事刘狮子熟。
另一份记忆，后金夺取天下后，出了名的政策，摊丁入亩。
丁银一直在田税里，他们摊丁入亩，是把地方截留的地税，提到了中枢，导致地方上没钱，没办法搞基础建设。
地方要想办法开支，维持衙门运营，杂税就变多了。
类似的还有‘火耗归公’，火耗本身是一种地方衙门的乱收税，理由就是朝廷收银子，地里不长银子，衙门收实物税，给朝廷交银子，中间熔炼要有个一成火耗。
其实不存在，大明的白银是足银，那么高的火耗。
但地方要开支，肯定得想办法收杂税。
火耗也归公了，不是火耗的花费算公家的，而是火耗的钱要算在正税里，从地方税提到朝廷。
结果就是地方百姓交了火耗，还要再给地方衙门再交一份火耗，因为火耗归公了，你交的不是火耗，而是国税。
交了代役银，还有徭役，就出现后续政策‘士绅一体当差一体纳粮’。
都交了代役银，怎么还要当差纳粮呢？
因为摊丁入亩了，你交的是田税，不是丁银。
想免除徭役，再交一份县里收的丁银。
当然为了推行这样给国税增收，使官员担负骂名难以维持运转的事，雍正也有办法，那就是把地方交的火耗、代役银，分出一份，作为当地主官的薪水发下去，也就是养廉银。
这些政策，刘承宗心理上并不认同，也不认为有效仿的必要，但是有极高的借鉴意义。
这钱他可以不要，留给地方运行，但必须知道地方收多少，也就是监督的权力，要拿在自己手上。
“至于你说的旅衙派人持户部票号信物，至府衙支粮，改了，是府衙持户部票号信物，运粮至各军信地。”
一句话，把支军粮从知府的权力，改为知府的义务。
说罢，他对张缙彦道：“你回去整理成公文，交到军府衙门，到时候发给户衙，大家一起议出章程，作为今后帅府税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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