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队逃兵、无业游民、逃亡奴婢、还有各类犯罪纷纷逃亡寺院，寻求庇护。除此之外，大量的普通百姓只是为了有口饭吃，或为能逃避战乱，也躲到寺院栖身。到柴荣执政年间，国内寺院林立，僧尼达百万之众，已经成为了社会上的一大毒瘤。这些寺院不但藏污纳垢，还夺走了国内大量的劳动力，占有了大量的免税田地，甚至有一些田主为了不交赋税，也将田产挂到寺院名下，严重地干扰了正常的社会秩序。
这种现象，已经持续了很多年，没人敢管，但到柴荣这里就不一样了。仅在柴荣即位的第二年，他就下令把民间寺院里铜铸的佛像全部拆毁，用以熔化铸钱。当时的人还是很迷信的，不敢去拆，柴荣就说道：“佛是佛，铜像是铜像，我听说佛为了施舍百姓，连身上的肉和眼睛都能贡献出来。现在民间缺钱，我们把佛像拆毁铸钱，这是有利于民的好事，佛祖是不会怪罪的。”柴荣不但这么说，而且还亲自去做。当时镇州有座大佛据说十分灵验，没人敢拆，柴荣就亲自上阵，斧劈其胸，当场把这尊大佛砸烂。
实际上要按照佛法中讲，佛像是佛的肉身，而佛的法身是无处不在，所以砸了也就砸了，没什么大不了的。但是柴荣又下令让大量僧尼还俗，这叫做“破和合僧”，是犯最大忌讳的。跟杀父杀母一样，犯得是五逆大罪，不能受菩萨戒，不得往生佛国净土。
然而柴荣也许是认为自己做得是大慈大悲的无量事业，所以佛祖不会因此怪罪于他，或者干脆就是达到了那种“眼里有佛。心中无佛”的至高境界，根本就不考虑这个问题，强令天下僧尼还俗。柴荣于显德二年（955年）五月六日正式下令毁佛拆寺。规定凡在后周境内的佛教寺院，除有皇帝敕额得以保留外。其余全部拆毁。
每县只能保留寺院一所，官僚贵族从此不得奏请建造寺院和剃度僧尼。人若想出家，不但要争求官府同意，还要争得父母同意，男子年满15岁，女子年满十三岁，能背诵佛经七十纸到一百纸才能申请。亡命者、罪犯、奴婢不许为僧，严禁自残手足遁入空门。对私渡僧尼者处以重刑。于是，一举毁去寺院三万零六百三十六所，还俗僧尼近百万。这百万僧尼都重新回到了土地上，成为了国家的课税户。其中有文才武略愿意做官从军的，也都给量才录用。此举极大地减轻了国家负担，同时获得大量户口，使国力得以迅速增强。
对于土地这个根本问题，柴荣也很有办法。五代因为连年战乱，人口锐减，所以人均可耕种的土地面积还是很大。但是其中许多土地的地主已经死于战乱。或者是因战乱而逃走，就造成了大量的田地荒芜，无人耕种。柴荣大力支持百姓耕种这些有主无人的土地。规定：凡是这等田地，田主回不来的，谁种归谁；田主三年以内回来的，不计生熟，交还一半；五年回来的，交还三分之一；五年以外回来的，除本户坟茔地外，一概不交。而近北诸州（指靠近北方边界的），有从蕃地逃回来的田主。五年之内回来的，交还田地三分之二；十年以内回来的。交还三分之一；十五年以上回来者，也不在交还之列。如此一来。极大地提高了农民种田的积极性，使大量的荒芜土地被人重新耕种，国家财政收入自然也就跟着水涨船高。
柴荣还很注意兴修水利，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之河，也是一条功过之河。五代时，由于战乱频发，导致黄河长年失修，加之人为的破坏，造成多次决口，严重威胁到山东、河南等地百姓们的生命财产安全。对此，五代历任帝王几乎从不过问。而柴荣在即位的第二年，就一次性征调了六万民夫去修筑河堤，其后又多次加固，虽然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这条河的问题，但还是在很大程度上减轻了自然灾害所造成的严重后果。
除此之外，柴荣还对京城开封进行了扩建，并且在整理历法、刑律、音乐等方面也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当然，这些工作说起来轻松，但实际上总量是非常大的，单靠柴荣一个人无论如何也不可能完成，所以他的这些成就，又跟他掌握了一支非常优秀的管理团队是分不开的。
柴荣在执政期间，使用了大量的干部，既有范质、景范、李谷这些前朝留下来的老臣，也有王溥、张美、魏仁浦这种由他提拔起来的新锐。总的来看，柴荣手下这些干部的整体素质，要远远高于五代其他帝王身边的那些大臣。绝大多数都是正人君子，而且也都很有才干，为后周的富强做出了很大的贡献。这里最为值得一提的，是有后周第一名臣之称的宰相王朴。
王朴是东平（今山东东平）人，自幼聪明好学，文章出众，并在后汉年间考中进士，被分配在后汉宰相兼枢密使杨邠手下任职。王朴为人非常机警，眼见当时后汉朝中派系倾轧，君臣之间也势同水火，生怕有一天杨邠倒台，自己也跟着倒霉，所以急忙找了个借口，辞官逃回了老家。
没过多久，杨邠等人真被汉隐帝所杀，王朴只不过是个小官，又逃出了京城，没人顾得上去理会他，他也因此算是逃过了一劫。到郭威称帝后，王朴复出，被派往澶州任职，有幸跟被王峻压制在澶州的柴荣相识，这就为他其后的飞黄腾达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柴荣称帝后，就把王朴这个藩邸老人调往京城，任比部郎中。比部隶属于刑部，又被户部兼管，主要职责是勾掌诸司百僚俸料、公廨、赃赎、调敛以及内外经费，类似于现在的国家审计局，地位开始显赫。但王朴本人的资历较浅，而且比部郎中的品位不高，只有正五品上。还算不得国家大员。
直到柴荣即位的第二年（955年），各项改革都步入了轨道，开展得也是如火如荼。柴荣面对着这么大好的局面。心里非常高兴，有意再加一把火。便自拟题目，命群臣每人献上《为君难为臣不易论》和《平边策》各一篇。柴荣手下这些臣工们，也都是有真材实料的，像这种命题作文根本就难不倒他们。所以接到旨意纷纷关起门来，挥起大笔，没用多久，全部交卷。
柴荣收卷之后一一细读，看来看去。觉得哪篇文章看着都花团锦簇，细读之下又是空洞无物，心里十分失望。直到他看到王朴做所那篇《平边策》之时，突然间眼前一亮。王朴这篇《平边策》，立论深刻，条理清晰，对时局的分析鞭辟入里，可以说是字字珠玑，句句都是真知灼见。柴荣看罢大喜，立刻将其提拔为左谏议大夫。知开封府事。其后更是将其一路迁升至宰相，最终使他成为自己手下头号的改革干将。
王朴的这边《平边策》，是一篇可以同《隆中对》相媲美的策论。因全文较长，所以不在正文中赘述。这篇策论大致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讲的是内政，主要讲如何革新和振兴。认为“唐失道而失吴、蜀，晋失道而失幽、并（河东），”要想不走他们的老路，就要“进贤退不肖”，“用能退不能”，要用“恩信号令”结其心。要用“赏功罚罪”尽其力，要用“恭俭节用”丰其财。要用“适时徭役”阜其民，这些思路跟柴荣完全一致。但是王朴把它提炼出来，成为一套完整的政治口号，念起来还很押韵，所以深得柴荣的赏识。
而王朴在《平边策》第二部分中，所讲的则是如何才能一统天下，这对于柴荣来说就更加重要了。王朴认为，后周坐镇天下中央，南有吴、西有蜀、北有北汉和契丹，三面受敌。在这三个方向上的敌人中，北面的契丹最强，而北汉虽弱，但有契丹做为后援，所以难以轻取。而南方的吴国（南唐）最富，而且打仗又不行，很容易搞定，所以应该先对南唐开刀，并详细说明了该如何对其开刀。这就为后周王朝削平天下定下来一个“先易后难，先南后北”的主基调，这个观点是非常务实的，而且这一观点，最终也成为了后周、北宋两代领导人进行统一战争的主要思路。
王朴提出这个“先南后北”的战略思想是有来头的，因为自唐末以来，天下大乱，在长达八十余年的时间内，整个中华大地乱成了一锅粥。同时如果以江、淮为界，在中国的南北两侧，又各有乱法不同。
在江、淮以北，先后出现了梁、唐、晋、汉、周五个朝代，虽然这五朝更迭的速度非常快，存在的时间也都不长，但它们是以先后更替的形式出现的，并且在它们享国期间，基本上都统一了中国的北部。所以给人感觉这几个朝代虽然乱，但是还算乱的比较有条理。而在此期间，中国南部乱得却是一踏糊涂，叫人丝毫摸不到头脑。
南方自唐末以来，先后出现了前蜀、后蜀、吴、南唐、闽、吴越、荆南、楚、南汉等九个割据政权，它们与北方的北汉及梁、唐、晋、汉、周五个朝代并称为五代十国，这就是五代十国的由来。但实际上，在这段时间内，出现的割据政权还不止这些，至少还有李茂贞在凤翔建立的岐政权；刘守光在幽州建立的燕政权；南唐灭闽后，由留从效建立的漳泉（在今福建境内）政权；南唐灭楚后，由周逢迎建立的湖南政权。这些也都是确实存在过的独立政权，但并没有被计算在内。这主要是因为这几个小政权存在的时间比较短，对当时的影响也比较有限。另外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不管是五代十几国，都没有五代十国说起来气派。
在五代十国中，各个割据政权并不是同时存在的，其中前蜀是后蜀的前身，吴是南唐的前身，岐、燕、闽、楚在柴荣称帝前就已经灭亡了，北汉在后周的北方。所以到柴荣时代，在他西、南这两个反向上，就只有后蜀、南唐、吴越、荆南、南汉、漳泉、湖南等七个割据政权存在。其中南汉远在岭南一带，辖境大致为今天的广东全部和广西大部。吴越控有两浙之地，辖境大致为今天的浙江、上海全境，及江苏省南部。漳泉在今天福建境内，辖境只有漳州和泉州。湖南政权大致占有今天湖南的全境，这几个政权都不与后周接壤。而且除南汉以外，都有内附于周朝的倾向，所以不是柴荣的敌人。
与后周接壤的有三个政权，分别是后蜀、南唐和荆南。其中荆南是武兴王高季兴所建，仅辖有江陵（今湖北江陵）、峡州（今湖北宜昌）、归州（今湖北秭归）三州之地，领土面积非常狭小，又一向奉后周为其宗主国，连年号都跟着后周走，自然也就不在敌对行列。所以真正需要柴荣去对付的只有后蜀和南唐这两个国家,而其中的后蜀则有幸成为了柴荣的第一个军事打击目标。
后蜀的建立与当年后唐的那场内乱有直接的关系，两者之间互为因果。后唐同光三年（925年）底，庄宗李存勖为了转移国内矛盾，派长子李继岌和枢密使郭崇韬出兵攻打前蜀，仅七十天就将前蜀灭亡。但在这之后，国内盛传郭崇韬要据蜀地造反，这就引起了李存勖的极大恐慌。而在这个时候，李存勖的皇后刘氏又擅自传出教令派人将郭崇韬杀害，顿时惹得天下大乱。最终，李存勖死于内乱之中，李嗣源登上了皇位，成为后唐的第二任皇帝（详见五代风云卷）。
后唐灭蜀之后，将北都留守、太原尹孟知祥任命为西川节度使，孟知祥是李克用的侄女婿，历任河东中门使，马步都虞侯，后唐开国后，李存勖又将他任命为北都留守，太原尹。孟知祥在后唐国内位高权重，与李嗣源相差不多。所以李嗣源称帝之后，孟知祥也起了自立之心。这个时候，蜀地之内除了孟知祥之外，还有个东川节度使董璋，此人是后梁的降将，也在寻找机会脱离后唐的控制。
长兴元年（930年），李嗣源下诏要削减两川军队，董璋闻讯后就地造反，孟知祥也派兵对其声援。李嗣源只得派当时的天雄军节度使石敬瑭带兵讨伐，但因为劳师远征，馈运不继，进展又十分不顺。石敬瑭带兵打了半年多，毫无作为，只得连连上表称“两川不可伐”。(未完待续。)